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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有边界踹出缺口
2016/05/20 15:54 来源:温州日报瓯网 编辑:金俊羽 浏览:4309
日前,温籍作家张翎的两部新作《流年物语》《死着》出版

张翎的两部新作

【人物名片】

张翎,1957年出生于杭州,后随父母来到温州,祖籍苍南矾山。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某机关任英文翻译。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多伦多市,曾为美国和加拿大注册听力康复师。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其作品曾获多项大奖,是根据其小说《余震》改变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备受瞩目。

瓯网讯(记者 王民悦)

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如何书写故土的印记?旅居海外的温籍作家张翎在两部新作中做了诠释——

长篇小说《流年物语》,讲述了大时代的流年中,两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时间横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地域以一个南方小城为中心,辐射到巴黎、长岛、上海。

中短篇小说集《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收入了最新力作《死着》,及其重要代表作《余震》《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雁过藻溪》。其中,《死着》描写了由一场车祸引起的茶叶公司、交通大队、医院等多方力量的博弈。该作品被导演冯小刚相中,将改编成电影,这是继《余震》后两人的二度合作,“我在拍电影、选择故事的时候会遵从自己的天性,张翎的小说触动了我,所以我选择了她。”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的只是还没被尝试过的说故事的方法,这是张翎在写作中所做的努力,“这样的更改,能否给一个寻常故事注入新活力,恐怕还得仰赖于读者的最后检验。不过无论如何,我都感到欣慰,因为是在自己想象力固有的边界上,踹出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需要一双360度视角的眼睛”

“是关于贫穷和恐惧的,也是关于假象和真相,欲望和道义,坚持和妥协,追求和幻灭的。”

当张翎还在构思大纲的阶段,就意识到《流年物语》将会是一部很难整理出鲜明主题的小说。不过她不在意——谁定义一部小说只能探讨一个主题?定义的困难是因为小说的多面复杂,这些因素可以造就混乱,也可以造就层次和立体感。

于是,张翎讲了一个“多头”故事,故事的创作灵感,源自友人的经历和多年前的一桩风闻,“我想写一个被母亲不情愿地拽进成人世界里的女孩,和一个能以钢铁般意志管辖自己上半身却永远败给下半身的男人。”

由于故事的时间被摆置于几十年的历史时段上,所以不可避免地写到了贫穷。

“贫穷不完全是个人生活的记忆,而是对周遭生活的总体印象。”

在张翎看来,贫穷是标志性产物,是客观现实,但又不止于此。它拖着一个巨大到没有尽头的影子,影子在贫穷自身消亡后,还会存活很久。

“贫穷不仅是生活状态,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世界观,一种决定人际关系的潜意识。它的记忆和生命一样长,会在心理、人格上凿下永不磨损的印记。《流年物语》与其说是写了贫穷,倒不如说是写了贫穷拖在一个人身后的无法摆脱的阴影。”

除了贫穷,张翎还把在假象和真相之间游移的情节,固定成文字。

“在我年轻一些时,世界是二元而简单的,可以用真相或谎言来解释。而在我积攒了足够的阅历后,才明白真相是立体的,它有许多面。小说中,主人公对妻子的感恩和在她面前所受到的压抑是真实的,而他被女工诱发出来的自由和狂野也是真实的。这打破了我过去的简单认识,真相的对立面不见得是谎言,它可能也是真相——另一个版本的真相”。

张翎对世界的认知随着写作经历成长,而她的写作在多年积累之后也有了创新与突破。

“在写到十万字时,我突然对已成型的文字产生腻烦心理——不是因为情节本身,而是叙述方式。”

张翎认为,小说的人物都过着不同程度的多重生活,而作者的观察通常只及一面,充满盲点。因此,需要一双360度视角的眼睛。于是,她推翻原稿,重新设置故事框架, 在每一个章节引入了一件与主人公密切相关的物件,比如在屋檐下筑巢的麻雀、在床底下窃听的老鼠,由它们来承担一个“全知者”的叙述者身份。

“换言之,我是在用一个新角度来叙述老套的故事。”

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张翎发现,那些有关“物语”的文字,恰恰是她感觉最具有灵气和流动感的部分。这些物件本身又具有自己的故事,像俄罗斯套娃似的,故事里套着故事,“人”的故事和“物”的故事成了交缠在一起相互映射的故事网。

“我努力尝试把‘物’的故事和‘人’的故事融汇在一起,用‘物’的介入加强‘人’的故事所具有的张力,但一个写作者的最初愿望是否真的能在写作终结时得到实现,我始终忐忑。”

“以局外人的身份来‘淌一回浑水’”

在《流年物语》中,张翎打破了以往纯粹现实主义的写法,引进“物”的叙事,营造了一些神秘诡异的氛围;而在另一部小说《死着》里,她尝试了中国当下的题材,甚至把当下生活浓缩在三天的截面上,将一切矛盾冲突拥挤地摆置在一个狭小的时间段里,这是她写作经历中的罕见。

“对于生活在加拿大的我来说,对中国当下已经失去了精准的把握,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来‘淌一回浑水’,希望‘局外人’的看法可以让你们大吃一惊。”

谈及《死着》,张翎表示,它的创作来自于朋友说的一个 “欲死不能”的事件,讲的是因车祸导致脑死亡的人,由于各方利益的缘故,长期处在生和死中间的状态——各方动用最先进昂贵的技术来维系着他的心脏搏动。这个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维持许多人的利益,所以死就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成了很多人共同的事。

灵感是昙花一现的美丽幻象,而创作却是要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的枯燥过程。

张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对车祸急救过程的一知半解,对公路交通管理规则,劳动法规和工伤事故赔偿法规的无知。而如何把医学知识和居多的法规法则移植在同一起案例上,又是另一个挑战。

“这个题材对我来说有些吃力,可我有一个局外人的视角。”

身为一个海外作家,张翎常想,其实她不真正生活在那边,也不真正生活在这边,她是生活在这边和那边中间的一个很尴尬的地带。

“我已经没有国内作家那种深深扎在土地里,从中汲取无穷文化营养的扎实感。虽然我每年都会回国,但其实只是过客,对当下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深切的体验。我很难和北美大陆完全贴心贴肺,因为它不是生我的。而我的故土也不见得认我——我已经错过了中国最热闹最跌宕起伏的三十年,很难抓准中国当下的精髓。这是无法规避的短板。”

尽管如此,张翎还是希望,无根的感觉能带着她写出视角不太一样的东西。

“局外人的看法虽然不同于局内人,但也是一种看法,这是地域阻隔带来的好处,当我回望故土时,有了一个审美空间,局部细节渐渐演化成了整体感,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抓得太紧。而我能自如动用的文化营养,依旧来自离开中国前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故土记忆。”

对张翎来说,她在走着一条离故乡越来越远的路,这是一条漂流的路,但也是条回家的路——在写作中回家。

“疼痛是不自觉贯穿的一条隐线”

熟悉张翎的人都知道,疼痛是她作品中时隐时现的一个特质。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不自觉贯穿的一条隐线“,没有刻意渲染。

这,和曾经的职业有关。

1994年,张翎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学成了听力康复师专业,尔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定居,做过17年听力康复师。她的病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一战、二战、韩战、越战、伊拉克战争等),还有一些是从战乱灾荒地区逃来的难民。他们所经历的灾难,是和平年代的人无法想象的。这些生命体验,对张翎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疼痛和心理创伤”便不知不觉浮现在小说创作里。

“残缺和疼痛是生活的常态,我不用执意追求,它就在我的身旁。完美只是神话故事,我对神话没有兴趣。”

张翎第一次触碰疼痛是在1977年,那年文革刚过,恢复高考,她以一个小工人的身份通过高考线,却因家庭政审问题而被剔除出录取名单。生活把她的希望扬得很高,却又将她重重摔在地上。她回到工厂上班,在众目睽睽下抬着头走进车间,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内伤”。这样的疼痛在后来还发生过许多次。

去年,张翎在台湾做短期驻校作家,有机会在花莲的老兵村看到了一个挣扎在极度贫困、几乎失去了说话能力的孤苦退役军人。多年里他唯一可以说话的对象,是门前自己栽种的一片葵林。今年三月,张翎在文成玉壶,又看见三位被世界遗忘的二战老兵。他们在当年受训的旧址前相遇,彼此无语,流泪的却是她。

“战争的毁坏能力并没有终止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它的后遗症可以一直延续到一个人生命的终结,甚至更久。这样的疼痛使我灵魂难安。”

而如何与疼痛相处?张翎的回答是——“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然后尽可能把‘次好’或者‘不好’揉搓成可以承受的形状。我欣赏以水的姿势活着的人,他们能在最窄的生存空间里穿过、存活。活下去,才会有‘以后’。”

当张翎在北美有了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时,她开始写小说,她对小说的追求是力图从自身经历中脱离开来,关注世界,关注他人的命运,带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我会把写作和生活分开。有一些小说,写完会沉默一段时间,做一些与其完全无关的事来转移情绪,但最终我会回到生活的常态,继续走前面的路。”

除了写作,阅读和旅游占去了张翎的大部分时间,它们给她提供了后天的文化营养。近期,她喜欢西班牙语系的作家,他们的文字颠覆了她对经典小说的定义,有点醍醐灌顶的意思。至于旅游,她选择去的地方多少带有采风的意味,比如巴黎三百里外的诺昂镇的乔治桑故居、新英格兰州艾默斯特小镇的艾米莉·狄金森故居。

张翎还爱在后院种花,不戴手套不戴草帽,所以手上脖子上有很多太阳斑。她不爱的是——写微博文章,因为害怕为小说创作积攒的那口气,会在琐碎的情绪泄露中渐渐流失。她也不常发微信朋友圈,私密的话题会个别交流。她敬重友谊,欣赏民国时期文人之间那种真情“私交”——真正的友情,是不可以拿来“公交”的。

“如果我有粉丝的话,希望能在书里和他们真诚对话,也希望我的书能营造一小片土壤,上面可以生长诸如同情、怜悯、宽容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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